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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共谋非法占有单位资金,如何处理?

2022-11-28 15:23:32 分类:经典案例233人阅读

文章导读 非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共谋非法占有单位资金,如何处理?【案例】余某:甲村书记,A公司财务经理余某某父亲王某:A公司老板,甲村党员余某某:A公司财务经理,甲村书记余某之子2017年5月,王某所承揽...

非单位工作人员与单位工作人员共谋非法占有单位资金,如何处理?

【案例】

余某:甲村书记,A公司财务经理余某某父亲

王某:A公司老板,甲村党员

余某某:A公司财务经理,甲村书记余某之子

2017年5月,王某所承揽的甲村文化活动中心工程完工,村委会找来乙审计公司进行工程审计,审计工程总造价为500万元,其中材料费200万元。余某看到材料费时想起该项工程中有部分材料是其安排村委会前任会计李某在外地购买,且该笔费用50万元李某已经向经管站报销过,这件事情新任会计肖某并不知情。于是余某找来王某商议,二人决定隐瞒前次已核销50万元材料费一事,以审计总造价500万元来报销王某的工程款。王某收到500万元工程款后再由余某某将这笔重复核销的50万元中取出来40万元转交给余某,剩余10万元留给王某。

【分歧意见】

本案中针对余某和王某二人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余某与王某二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余某和王某二人的行为从客观上符合以隐瞒真相(50万元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一事)的方法欺骗村委会会计肖某和经管站工作人员刘某,使得二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了村集体资金,故二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余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王某的行为单独构成侵占。余某作为村委会书记,其利用其管理村集体资金的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村集体资金,应当构成职务侵占。而王某不具备职务犯罪的身份要素,同时其获得资金的行为也不是建立在欺骗具有处分权的村书记余某基础之上,故王某非法占有村集体资金的行为应当单独构成侵占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余某和王某的行为共同构成职务侵占。王某虽无职务之便,但其与余某共同谋划,利用余某职务之便,实施了非法占有村集体资金的行为,二人共同构成职务侵占。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其一余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从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来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受骗者)产生(或继续维持)错误认识-对方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害,虽然客观上看似王某和余某实施了隐瞒真相的行为使得肖某和刘某基于错误认识而向王某交付了财产。但是笔者认为判断是否构成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财产处分人是谁,处分人是基于什么而处分财产。那么本案中财产处分人是不是经管站的刘某呢?根据《湖北省农村三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虽然目前各地实行“村帐站管”,但是村委会对集体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是不变的,在上述案例中经管站工作人员也只是通过对资金使用的程序性监管来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其对村集体资金并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处分权,处分权仍旧属于村委会自身所有。而村书记作为村委会负责人,其对资金的处置具有审核把关、签批等职责,余某不存在欺骗自己的前提,故余某对村集体资金的处分就不可能是基于错误认识而为。余某的行为应当是利用职务之便(签批、审核之权)将村集体资金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形,构成职务侵占罪。

其二王某的行为并不能单独构成侵占罪,从侵占罪的基本构造来看“对他人的财物存在代为保管事实”和“拒不退还”是构成侵占罪的两个重要条件,而本案中王某并不具备代为保管他人财物的事实,王某对村集体资金的占有是基于非法手段获取,区别于基于委托关系而获得的对他人财物的合法占有或者基于善意对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的合理占有,故王某的行为不能构成侵占罪。

其三,王某与余某共谋实施非法占有村集体资金的行为,二人属于共同犯罪,余某为主犯。根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于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有的,应当尽量区分主从犯,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另司法实践中对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集体企业工作人员的行为人,勾结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及集体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款或单位资金,认定分别构成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故王某与余某共同利用余某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村集体资金的行为,应以主犯余某所犯职务侵占罪论处。

那么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监察法的颁布是为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同时在第三章又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其监管范围,是否意味着村委会从事管理的人员属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集体资金是否构成贪污罪?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村集体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不属于一级政府机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组集体事务管理应当并不属于公务管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此时行使的权力也就并非当然属于“公权力”,自然村委会管理人员就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国家工作人员”。其次,2009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释义中列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可见目前刑法条文里只将受政府委托被赋予了从事相关公务的身份与权力资格、实际参与协助有关行政管理工作时的基层组织人员纳入到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内。

综上所述,王某虽非村委会工作人员,但其与村书记余某共谋,具有非法占有村集体资金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利用余某的职务便利,二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并实现了对村集体资金50万元的占有,均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来源:微信公众号反腐倡廉智库,作者:随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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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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