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 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罪的客体要件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对公司的管理制度，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以下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了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了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8）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由此可知，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具有很大的管理权限，其行为对公司、企业以及广大的股东和出资人的利益有很大影响。我国公司法因之规定了董事、经理的义务。
（1）董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经理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2）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3）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4）董事、经理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
（5）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即侵犯了公司、企业的财产权益以及公司、企业的股东和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同时构成对国家公司管理制度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及本法对董事、经理违反相应的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作了相应规定，对打击当前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渎职行为有重大作用。
1、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业务。既可以是为自己经营，又可以是为他人经营，还可以是既为自己经营又为他人经营，具备其中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自己经营，有的是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公司经营，有的是以亲人名义但实际是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自行经营，还有的是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等。凡是向己独资或者参与了出资的公司、企业、不论是否以本人名义，都属于为自己经营。为他人经营包括为其他公司、企业进行经营，是指暗中担任他人独资、出资的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为其业务进行策划、指挥等。
2、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营业与自己所任职的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一种类。否则，即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了某项营业，但这项营业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营业不属同一类营业，亦不能构成本罪。如果经营的营业为两类以上，只要其中的一类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属同类营业，即可认定为经营了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同一类营业。这是为了防止损害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利益的不正当
竞争的违法行为发生。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人力、物力、资金、信息来源、客户渠道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抢占市场；或者垄断供货渠道；或者巧立名目，将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正品、等内品产品的次品、等外品低价销售给个人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或者高价收购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的滞销、残损、应降低的商品、次品、等外品等；或者套购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畅销、紧缺商品、转手倒卖等等。
3、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的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便利，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即使有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亦不能构成本罪。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经营管理的职权或者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既包括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而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也包括利用自己职务及有关的便利条件如人事权力、地位等指挥、控制他人利用职权而这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
最后，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了非法利益，并且达到了数额巨大，才可构成本罪。否则，虽有经营行为，但没有获取非法的利益，或者虽然获取了非法利益，但没有达到数额巨大的最低标准，亦不能构成本罪。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所谓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企业，所谓董事，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对内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的常设性执行机构的成员。所谓经理，是公司董事会聘任的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高级职员。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即明知自己或为他人所经营的业务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经营的业务属于同类，出于非法谋取利益，仍决意进行经营。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有人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还要以对行为人所任职企业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笔者认为对所任职企业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因为根据罪行法定原则，犯罪的构成要件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刑法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只规定了（1）利用职务便利；（2）经营同类营业；（3）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没有将实际损害规定为构成要件，如果任意添加构成要件，不仅违背罪行法定原则，而且会导致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不应有的困难，放纵犯罪。
罪与非罪
根据本条的规定，区分本罪与非罪，即与一般违法经营行为的界限，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1、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如果行为人并未利用职务之便而经营同类营业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如行为人虽然经营了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并获利巨大，但这一行为与其所任职的职务无关，就不构成犯罪。
2、行为人经营的是否为同类营业。构成本罪必须是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如果行为人经营的不是同类营业，不构成犯罪。
3、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否达到数额巨大。如果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并且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但获取非法利益未达到数额巨大，不能以犯罪论处。
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本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均为直接故意，都有获取非法利益，财物的目的，但两罪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表现在：
1、犯罪主体有所不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里的公司、企业，包括不同种类或性质的公司、企业，这里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包括在公司、企业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而本罪的主体只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和经理，范围较前者要狭窄得多。
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两罪在客观方面虽都有利用职务之便的特征，但获取非法利益所采取的客观手段有所不同：本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主要是通过“竞业经营”来获取非法利益；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则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直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获取非法利益。
该罪中的非法经营包括自己经营和为他人经营两种。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是自己经营的一种表现。如果只参股投资而未实际经营管理的，不能视为自己经营，也就不能认定为有经营行为，即使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获取了数额巨大的利益，也不构成该罪。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为了逃脱刑罚的制裁，在被查处有参股投资行为后否认有实际经营管理行为。对此，要全面分析案情作出正确的判断。既要查明行为人是否在参股投资的公司、企业中担当经营者的角色，也要查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参股投资的公司、企业谋取了属于其任职国有公司、企业的商业机会。如果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未参与参股投资公司、企业的日常管理，但参与了重大决策或指挥的，仍应认定为有经营行为[1] 。
“同类营业”的认定
同类营业是指行为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相同的营业。那么判断“相同营业”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人主张以所任职公司、企业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标准；有人主张以所任职公司、企业实际经营范围为标准。笔者主张符合下列标准之一即为相同营业。
（1）行为人所经营的项目被所任职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所包括，不论本企业是否实际经营，因为行为人完全可能为了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而故意放弃本企业的经营，使本国有公司、企业蒙受损失；
（2）所任职企业实际经营了其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以外的项目，而该项目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行为人也利用职务便利经营该项目。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明确当事人只要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法院不因此认定无效，这就意味着此种情形下所任职企业的该项目经营行为和经营利益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该相同项目，就具有违法性，符合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怔。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形态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竞争。即行为人的经营行为与所任职企业经营在市场份额、市场价格等方面进行竞争。另一种是纵向链接。即行为人的经营行为与所任职企业的经营为纵向链接关系，比如行为人向所任职的钢铁生产企业销售所需要的矿石，再如行为人所任职的电信公司需要向客户赠送电话机，行为人自己经营销售话机给所任职的公司。
“非法利益”的认定
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是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有人认为非法利益就是经营数额
、销售数额，销售多少就是非法获利多少。笔者认为非法获利不同于经营数额和销售数额。我国97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这样几个概念：销售数额、经营数额、非法利益、违法所得。本罪所指非法利益不是经营数额或销售数额。经营数额包括经营范围内的所有已购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生产设备等的价值总和。销售数额是指将产品出售后应得的价款总额，包括成本在内。而非法获利和违法所得，在生产型企业中，是指销售金额扣除成本和已缴税款等必要费用后的纯利润额，在服务型企业中，是所收服务费扣除员工工资等必要成本费用和已缴税款后的纯利润额。但本罪的非法利益不是仅指行为人的个人最后法所得。在行为人自己独营的情形下，企业非法所得即为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在非独营的情形下，将行为人个人的非法所得加上归他人所得的非法所得即行为人整个经营活动的非法利益。那种主张仅仅以行为人最后的个人非法所得作为“非法利益”计算依据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初看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界定得较为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显现出立法定位不准、用语含义难以界定及可操作性差等不足，因此有重新界定的必要[1] 。
■主体不应仅限定在“国有”范围内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源于公司法中董事、经理对竞业禁止义务的违反。公司法规定任何类型公司的董事、经理均有竞业禁止义务，而我国刑法只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也说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侵犯的客体是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进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种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妨害行为与公司、企业所有制形式并无直接关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不是只由国有经济主体构成，还包括大量私营经济主体和混合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中的成员在行为过程中一样会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果放任这部分行为，而仅对国有经济主体成员的竞业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显然是打击面过窄，放纵了犯罪，无法真正做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国有公司、企业的范围也存在争议。以公司为例，就存在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及国有参股公司的区别。由于对这三个类型的公司是否属于国有公司存在不同认识，从而导致难以对国有公司的范围进行准确界定，也降低了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主体不应仅限定在“公司、企业”范围内
公司、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但不是全部。事业单位等其他单位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它们的运行情况也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显然立法机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展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也应采取相应变化，将其主体范围扩展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相关人员。因为这样的扩展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在实践中科研机构的竞业禁止问题较一般的公司、企业更为突出，而这些科研机构多数并非公司、企业。按照当前对主体的界定，这些科研单位中的竞业禁止行为无法依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定罪处罚，那么该罪的实际效用将大打折扣。
“董事、经理”的含义模糊
依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须为董事或经理。董事、经理是来源于公司法的概念。在公司法中，董事、经理是公司的组织机构，同时也指行使相应职权的自然人。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董事、经理是指自然人，显然与公司法的含义不同。在这些国有企业中，也有与经理职能相似的机构，但是并不被称作经理，而可能称作厂长、主任等。如果仅按称谓认定，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厂长、主任们是无法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这显然偏离了立法原意。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认定是否为“董事、经理”，较适合的方法是依据行为人的职责来认定，而不应只根据称谓认定。用“董事、经理”来表述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容易造成语义上的混乱，降低了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
在实践中，关于董事、经理的范围也出现过争议，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国有公司分支机构中的经理或是部门经理是否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所确认的经理。新修订的公司法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第一百四十九条中规定，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这样公司法上的竞业禁止义务主体被重新界定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高级管理人员”来表述竞业禁止义务主体是依据职责确定竞业禁止义务主体范围的关键一步。刑法关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的界定，也应随着公司法的修订作相应调整。原有“董事、经理”的表述应当更换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注意的是，高级管理人员在此应当作广义上的理解，其不仅包括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人员，还应包括在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与公司法规定人员职责相同或相似的人员。
综上，应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界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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